2024考研翻譯碩士：翻譯之直譯與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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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與意譯這兩種不同的譯法，自古有之。然而自五四以來，人們圍繞著這兩種譯法進(jìn)行了激烈的爭論。

1922年，茅盾在《直譯與死譯》一文中寫道：近來頗有人詬病‘直譯’。他們不是說‘看不懂’，就是說‘看起來很吃力’。我們以為直譯的東西看起來較為吃力，或者有之，卻決不會看不懂?？床欢淖g文是‘死譯’的文字，不是直譯的。

1934年，茅盾在《直譯·順譯·歪譯》一文中寫道： ‘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后方成為權(quán) 威。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譯’而起的。我們說林譯是‘歪譯’，可絲毫沒有糟蹋他的意思，我們是覺得‘意譯’這名詞用在林譯身上并不妥當(dāng)，所以稱它為‘歪譯’。

1980年，茅盾在《茅盾譯文選集》序中回憶這一段往事，他寫道：后來有的譯者隨意增刪原著，不講究忠實原文的‘意譯’，甚至‘歪譯’，那就比林譯更不如了。

從以上情況看，在二三十年代，反對直譯的人所反對的是看不懂或看起來吃力的譯文;反對意譯的人所反對的是隨意增刪原著、不講究忠實原文的譯文。

魯迅也是積極主張直譯的。

后來有人提出直譯和意譯是一回事，是無法區(qū)分的。

1946年，朱光潛在《談翻譯》一文中寫道：所謂‘直譯’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譯，有一字一句就譯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動。所謂‘意譯’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達(dá)出來，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弊g’偏重對于原文的忠實，‘意譯’偏重譯文語氣的順暢。哪一種是最妥當(dāng)?shù)淖g法，人們爭執(zhí)得很厲害。依我看，直譯和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yīng)存在。……想盡量表達(dá)原文的意思，必須盡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因此直譯不能不是意譯，而意譯也不能不是直譯。

1953年，林漢達(dá)在《翻譯的原則》一文中寫道：正確的翻譯是直譯，也就是意譯。死譯和胡譯不同，呆譯和曲譯不同，這是可以劃分的，它們都是錯誤的翻譯。正確的翻譯是分不出直譯或意譯的。

1959年，周建人為《外語教學(xué)與翻譯》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關(guān)于直譯》。他在文中寫道：直譯既不是‘字典譯法’，也不是死譯、硬譯，它是要求真正的意譯，要求不失原文的語氣與文情，確切地翻譯過來的譯法。換一句話說，當(dāng)時所謂直譯是指真正的意譯。如果說四五十年代人們認(rèn)為直譯也就是意譯，二者無法區(qū)分，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人們又對直譯和意譯分別作了分析。

1982年，周煦良在《翻譯三論》一文中寫道：直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譯音而不譯意。如democracy譯為德謨克拉西，而不譯為。第二類是照字面譯。如crocodile tears譯作鱷魚的眼淚，而不譯作虛偽的眼淚。第三類是不按照中國語言習(xí)慣和詞序而按照原文的結(jié)構(gòu)或詞序的翻譯。如‘你來了，’她說。最后，他指出這樣一些直譯好像為數(shù)不少，但就一篇文章，一部書來看，直譯的成分畢竟是少數(shù)。

1978年，許淵沖在《翻譯中的幾對矛盾》一文中也談到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他說：直譯是把忠實于原文內(nèi)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實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順的譯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譯方法。意譯卻是把忠實于原文的內(nèi)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順的譯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譯方法。最后他得出五點結(jié)論，歸納成兩點就是：一.譯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達(dá)和原文相同的內(nèi)容時，可以直譯，不能表達(dá)時就意譯;二.原文的表達(dá)形式比譯文精確、有力時，可以直譯，譯文的表達(dá)形式比原文精確、有力時，可以意譯。

1979年，王佐良在《詞義·文體·翻譯》一文中寫道：要根據(jù)原作語言的不同情況，來決定其中該直譯的就直譯，該意譯的就意譯。一個出色的譯者總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緊扣局部，既忠實于原作的靈魂。又便利于讀者的理解與接受的。一部好的譯作總是既有直譯又有意譯的：凡能直譯處堅持直譯，必須意譯處則放手意譯。

從以上情況看，七八十年代的譯者對直譯和意譯作了分析和比較，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這說明當(dāng)代的譯者比二三十年代乃至四五十年代的譯者在理論上都更加成熟了。

在國外，譯界的同行也同樣在這一方面進(jìn)行探討。英國劍橋大學(xué)喬治·斯坦納教授主張意譯。他在1975年發(fā)表的《After Babel》一書中發(fā)揮了17世紀(jì)英國學(xué)者約翰·德萊頓關(guān)于意譯的主張。他寫道：翻譯的正確道路，既不應(yīng)是直譯，也不應(yīng)是模仿，而應(yīng)是意譯(paraphrase)。所謂意譯，就是‘譯者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他要時刻看到作者，這樣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但他主要是緊跟作者的意思而不死扣字眼，他可以對作者的意思加以引申，但不能改變?！瘬?jù)德萊頓說，這就是埃德蒙·沃勒和西德尼·戈多爾芬1658年翻譯維吉爾的史詩《伊尼德》(Aeneid)第四卷時采取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德萊頓本人翻譯維古爾、賀拉斯、奧維德、朱文納爾、喬叟等人的著作時，也采用了這種方法，在他評論別人的譯作時(如1685年出版的《Sylvae》一書的序言)所闡述的也是這種方法。通過意譯，‘作者的精神可以得到傳播，而不會遭受損失’。好的翻譯好比是‘一種寫生’。最理想的情況是，譯作不剝奪原作的權(quán) 威，而能向我們表明假如原作本來就是用我們的語言創(chuàng)作的，它會是個什么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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